如何证明移民后更爱国？
我当年留学德国，在德期间，认识了很多中国同胞和留学生，以及当地人。跟中国人打交道，往往更能体现出我对中国的爱，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比如，看到中国留学生或者短期游客的丢三落四、斤斤计较、胡搅蛮缠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想说：“身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这样？！” 跟当地人的接触会让我觉得自己的文化修养不够，语言能力不行，会有种发自内心的自卑感和焦虑，于是我就拼命读书学习，想更多地了解欧洲文明和历史。当时为了学习德语，我还特意报了一个德语语音班，跟着当地人学习发音，然后拿小本本记下他们夸我的词汇和句型。
我学得很认真，也很刻苦，但依旧会犯很多语法错误，这时候他们会很温柔地指出我的错误，并主动帮我纠正。每当这时，我都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能遇到如此好的老师。 除了日常交流，我会主动找话题跟他们探讨中德的文化和历史，尤其是德文版的《红楼梦》和中德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比如勤俭持家、孝敬长辈、尊师重道等等。我会把他们听得一脸懵逼，因为我只会用简单词汇和句型去表达这些高大上的主题。不过他们还是会对我的用心和努力表示认可。
后来，我不仅德语进步神速，还掌握了标准的德式英语。最神奇的是，我还能将两种语言的单词和句型互译给对方听。对方听得云里雾里的同时，也对我钦佩不已。 后来回到国内，每次遇到外国人争论对中国的不满时，我都会用流利的德语反击；遇到外国人对中国的夸奖时，我可以不假思索地用标准的英文回应。每每此时，我都能感到一种作为大国公民的自豪感。
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在《文化与激进主义》一书中认为，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认同不以在某一国境内出生为转移。他以犹太人和爱尔兰人在美国的经历为例，指出欧洲文化通过移民在美洲大陆“再次熔炼”以后，形成了新型的犹太－阿姆斯特丹式和爱尔兰－美国式认同。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莫吉拉以非洲裔美国人与海地人的对比为例，论证了“国籍认同与种族、文化和宗教认同不同，它并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指出，虽然两者同源，但在获得独立后的两个多世纪中，海地人与非洲裔美国人之间形成不同命运的原因不仅在于地理空间的分割，而且在于两个民族在国家认同上的分野。
由此可见，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的国家认同度没有明显差别。加拿大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对在加拿大讲英语的英国移民后裔（非“土著”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度进行了对比研究之后发现，二者之间没有出现什么重大差异。费利克斯·科尔和大卫·英格拉姆等人在对加拿大人中的移民或移民后裔的国家认同度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在1992年至2004年期间，无论是“出生在国外并获得加拿大公民权”的移民，还是“在加拿大出生，父母中至少有一人出生在国外并取得加拿大公民权”的移民后裔，他们对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度”始终高于加拿大“土著”（加拿大先住民和在加拿大出生且父母双方都是加拿大公民的人）和“英国移民后裔”。例如，在2004年“感到加拿大是一个真正的家”的移民和移民后裔分别达到89.1%和85.2%，而“英国移民后裔”和“加拿大土著”仅为78.5%和73%。同时，“感到不以成为加拿大人为荣”的移民和移民后裔只有4%和8.2%，但“英国移民后裔”和“加拿大土著”却分别达到11.4%和13.4%。
加拿大社会学家罗伯特·贝塔克将1997年至2005年加拿大西海岸温哥华地区华人对加拿大的归属感和种族民族认同度分别与加拿大的“土著”和欧洲裔移民后裔进行了对比，得出的结论是华人不仅比“英国移民后裔”和“加拿大土著”的国家认同度高，而且比其他任何欧洲裔移民后裔——波兰裔、德国裔、意大利裔、希腊裔和葡萄牙裔等的国家认同度都要高。他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华人与加利福尼亚白人的“国家认同度”进行对比之后，也得到了类似上述加拿大地区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