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贡比涅好吗？
前几天，我和朋友驱车200多公里，特意绕到法国北部一个小城贡比涅去看一个朋友。这个小镇距离法国的首府巴黎约90公里，位于巴黎西北方向，临近比利时边境。我知道贡比涅，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次著名谈判，即《贡比涅停战协议》。在那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被迫签署了投降书，标志着德意志第二帝国和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解体。
这次去贡比涅，是专程去看望老朋友雅克·比约尔。雅克是前法国空军上尉，曾驾驶飞机在战斗中击落过两架德国战斗机。二战期间，他又在法国游击队中英勇地战斗过。1944年7月，他接受任务，从英国空军基地飞往法国大陆，在贡比涅发动起义，支援即将登陆法国的大不列颠帝国远征军。47年过去了，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兵依然精神抖擞，一见面就张开手给我看：“看我的两只手，都是腱子肉，从未打过一针针灸。”从他的笑容中，完全看不出早年曾经经历过的坎坷，遭遇过不幸。
老朋友相见，自然是感慨万千。从二战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比约尔的经历几乎可以与法国历史比肩。1940年6月，他加入法国驻巴西航空队，次年，又被派往中国的成都，参加对德国的作战。中国是他经历的最神奇的国家，在这里他没有枪林弹雨，却经历了更多人性的险恶。当革命圣地延安遭受疯狂轰炸的时刻，他作为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却对延安采取了空袭行动。因为他被策反，认为轰炸延安是阻止日军西进的最好办法。之后几年，这位曾经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又在中国和印度进行过情报搜集活动。
1949年，他成为了一名职业间谍，曾在墨西哥和巴西工作过。后来他在法国杜克斯航空公司的办公室被搜剿，以间谍罪名被关押了五年。之后，他担任过法国贸易代表团团长、法国工业部航空首席代表、法国国家航空运动委员会主席。
从比约尔老人的阅历中，我进一步认识了那个时代欧洲历史的纵深感和复杂性。虽然18世纪末拿破仑帝国曾横扫欧洲，给欧洲各国留下阴影，但仅过了一百年左右，欧洲各国之间又逐渐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融合，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如此。纵观整个欧洲历史，无论是神权压倒君权还是君权压倒神权，又或是民权压倒皇权、皇权压倒民权，都未能摧毁欧洲人追求和平与统一的梦想。从欧洲的过去可以看到欧洲的未来，我们中华民族也应从历史中找到启迪，寻找到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中午，朋友在一家当地的中餐馆给我接风。这家餐馆的生意很好，大厅里坐满了人，还有人在排队等座。法国的中餐馆很多，菜品多由中国厨师烹饪，多注重用料和口味，价格却要比法国普通餐馆贵出不少。在我点菜的时候，旁边桌的一位中国老人对我招呼：“你是小吕吧，我是吕敬勋。我是小吕的二姨夫。”仔细一看，这位老人气质出众，眼神中放射出智慧的光芒。他竟然是曾任上海财经大学院长的吕敬勋教授。我们热情地拥抱，并请他在餐馆对面的一家咖啡馆品酒聊天。
老教授兴致很高，给我讲述了他和妻子今年4月在法国南部埃克斯市的经历：埃克斯市一中国游客聚集的地方，挂满了横幅和标语，上书“中国不是敌人”、“法国人民支持塞西尔”之类的语言，原来法国前财政部长塞西尔·赫尔利（Cecil Hollivier）在75岁的时候与法国大雕塑家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同时死于脑出血，但埃克斯市中国游客为他举行悼念活动，感谢他访华期间对中国作出的贡献。
几十年前，我曾随中国旅游团访问法国，记得当时在法国南部城市奥尔良的一个酒馆楼上的房间里，听当时的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Jean-Pierre Raffarin）就法中关系、法国发展经济等主题作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演讲。在法国，我去过拉费奥尔城堡（ChâteauduLafont），在塞弗尔（Saverne）瞻仰过法国英雄拿破仑的故居，在北京香山路看到过马克斯·霍思特（Max Huts）的《凯旋门》（L'Arc de Triomphe）。到了美国以后，在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看到美国艺术家弗兰克·劳埃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法国凯旋门”时，又回想起在法国看拿破仑故居时的情景。
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但我的人生中只有100年的时间。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我看到了法国人的不同历史和不同的现实，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天，但我体验到了不同文化的融合和碰撞。